司马平邦
北京朝内大街一建筑物上的国旗，拍照时间是2008年8月2日晚9点多
南方一超市举办“亚洲食品节”居然挂上青天白日旗
有人用国旗盖空调，依法拘留15天以下
4月份，一家乐福超市门前的中国国旗被无端降下
钉子户上空的五星红旗
1950年发行的一款国旗邮票
现在，走在北京的街上，看到最多的是五星红旗。
五星红旗，是最重要的国家仪式物之一，是国家的图腾。
这是昨晚我在朝内大街上拍到的一张照片，一栋建筑物的最高外悬挂着国旗，那时是晚上9点多吧。
忽然又发现，有很多楼宇和很多门户正在以挂国旗为荣，奥运激发了爱国热情，确实。
但可能没多少人知道，国旗是不是能过夜悬挂的。
你爱国，但不能让国旗为你守夜。
我相信这样在半夜三更还国旗不降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中国人性情而感性，爱国时多用国旗表达，但表达情感时，也要注意一下法律，国旗不是五粮液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
关于国旗的悬挂，以及哪些人、哪些活动、哪些地点，哪些部门等有权力悬挂，1990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，而且，我以也听说过挂国旗不能过夜的说法。在《国旗法》上找来找到，大概国旗悬挂不能过夜应适用于以下条款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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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下列场所或者机构所在地，应当每日升挂国旗：
(一)北京天安门广场、新华门;
(二)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国务院，中央军事委员会，最高人民法院，最高人民检察院;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;
(三)外交部;
(四)出境入境的机场、港口、火车站和其他边境口岸，边防海防哨所。
第六条国务院各部门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人民政府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各级委员会，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。
全日制学校，除寒假、暑假和星期日外，应当每日升挂国旗。
第七条国庆节、国际劳动节、元旦和春节，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应当升挂国旗;企业事业组织，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，城镇居民院(楼)以及广场、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，有条件的可以升挂国旗。
不以春节为传统节日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春节是否升挂国旗，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规定。
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自治地方成立纪念日和主要传统民族节日，可以升挂国旗。
……
第十二条依照本法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的规定升挂国旗的，应当早晨升起，傍晚降下。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升挂国旗的，遇有恶劣天气，可以不升挂。
……
第十七条 不得升挂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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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遍查《国旗法》也确实没有找到“不得让国旗升挂过夜”的明确条款，其实《国旗法》中多处出现的“每日升挂”和“遇有恶劣天气，可以不升挂”字样也可以为国旗不能过旗悬挂提供依据，但是不是应该在该法案中增加一条直接规定不让国旗过夜的法条，应值得全国人大和法学家们考虑。
因为这部法律制订于1990年，那时中国内地对国旗升挂的使用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多不同，尤其是民间使用环境大变，国旗，大的小的，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表达爱国激情的最主要道具，有将国旗涂在脸上的，有将国旗插在车上的，还有将国旗纹在身上的，4月全球华人保卫奥运火炬事件中，一颗国旗图案的红心至念仍然是千千万MSN和QQ用户的签名方式，但在《国旗法》中适用于此类相关事件的法条还只有以下简单的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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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，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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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民间使用国旗的情况做出准确和明确，但同时又是宽容和灵活的法律规定――我认为现在正逢其时。
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，国家为汶川地震的遇难同胞举行国丧――全国降半旗三天，很多人以此曾欣喜写道，共和国能为平民遇难降半旗是国家进步的表示之一，或是是“人道中国”之类的赞美云云。但其实回头看一看这部诞生于1990年的《国旗法》中就有适用于此类事件需降半旗的条款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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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下列人士逝世，下半旗志哀：
(一)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、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;
(二)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;
(三)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;
(四)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。
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，可以下半旗志哀。
依照本条第一款(三)、(四)项和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，由国务院决定。
依照本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，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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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可见就是那些天天口口声声建设法制和宪政社会的专家学者们，对一部《国旗法》也知之甚少，更别说普通百姓了。
这当是国人从精英到平民层面普遍法律观念淡薄的证据之一吧。
奥运期间，五星红旗会被官方或民间大量使用，而且，也客观存在着在外国友人面前树立中国仪式尊严的大问题，所以有必要重新温习一遍《国旗法》，也有必要对国旗的使用做更长远的打算。
但无论如何，让国旗为我们守夜，怎么都说不过去。
中国社会形态的未来目标之一就是完美的法制社会，当然需要国人有脑袋里有明确的法制观念，而在此这前当然就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做依据，这样明确的法律不但要有，而且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，尤其对一些生活细节的适应，看来也是必要的。
需要多提一句的是，前一阵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的相关评论，即使如《南方周末》这样号称为中国做最负责报道的媒体，在报道上也全无“法制”二字的影子，讴歌滥杀和暴力――我把它看成是中国媒体的耻辱。